善本的标准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觇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 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 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
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
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
黄裳《榆下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