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一篇积压了30年的报道
　　真的是在很早以前就想写这样一篇报道了，可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延宕下来。这其实并不是出于主笔、编辑……的作梗。在这里我愿意先抄下一封旧信：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弟钱钟书再拜。内人同叩。三十一日这信写于1950 年1 月末。当时我正在北京小住。一天去看吴晗，他约我到清华园去玩，去住了三天，就住在西园12 号他的家里。我当时是一名记者，到了清华园这样的地方，是决不肯放弃机会，入宝山而空手回的。吴晗陪我访问了一大串名教授，收获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也陆续写了一些通讯。但也有一些很精彩的见闻没有写，只好忍痛割舍。例如我去访问梁思成、林徽音，在他们住宅的晒满了阳光的客厅里坐了好半日，听梁思成谈古建筑，谈北平解放的故事……那时林已病得很厉害了，一直睡在一只小沙发上，也没有说几句话。就在那只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她盛年时所照的着色照片，真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少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相信就是睡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于梁、林，我是非常钦佩的。并不因为他们是梁启超的儿子和林长民的女儿，其实他们夫妇都是有非凡成就的古建筑学家，我早就拜读过而且爱读他们发表在“营造学社”学刊上的许多篇论文了。同时，林徽音又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小说家，《大公报》印过一本《小说选》就是她选编的。我觉得在编写现代文学史时，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这位出色的女作家。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已经统统忘记了，但当时那间小客厅里的氛围、情调，和作客的我的心情，到今天也还是新鲜的。那天在他们那里还遇到了金岳霖教授，冬天，还在室内戴着一副绿色的打网球时用的遮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似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
　　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听钱钟书谈天真是一件非凡的乐事。这简直就是曾经出现在《围城》里的那些机智、隽永的谈话，只是比小说更无修饰、更随便。那天晚上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谈笑，我也没有拿出笔记本来，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谈话的内容全忘记了，可惜。惟一记得的是，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第二天我还碰到他一次，后来他又进城来回访一次。这就是“三晤”。
　　当时我真想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是因为这封信，没有写。当时我头脑里也确有不少清规戒律，其实，开会太多之类，算得了什么呢？有什么可避忌的呢？
　　可是我终于遵从了他的告诫，没有写。我向他约稿，他说自己诗情文思都如“废井”。反而说什么“笔挟风霜”，那自然是涉笔成趣。东坡诗“舌有风雷笔有神”，实在应该赠给他才对。
　　他的《围城》在晨光图书公司出版，销路很好，但没有拿到过一文版税，他托我向晨光的主持者赵家壁催问此事。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完成他的委任。
　　1980年4月3日

黄裳《榆下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