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中国历史学界，曾经有过著名的南北二陈。北陈是陈援庵（垣），却是广东新会人；南陈则陈寅恪，江西义宁人也，晚年则久居广州。所谓南北，可能是指他们掌教登坛之地而言。两位陈先生都有专精的学养，门弟子满天下，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两先生都已谢世，虽然晚岁荣枯颇有不同，不过现在都已得到正确的评价，遗著也都先后陆续刊行了。这是使人非常高兴的事。
抗日战争中，寅恪先生辗转来到昆明教书，援庵先生则留居北平，著作不辍。所作多含有深痛的民族意识与家国之感。其《明季滇黔佛教考》一种，于1957 年重刊。前有陈寅恪所撰一序，重刊时照样收入。其时援庵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寅恪方大受批判。我得读此序，深感援庵先生的风义，同时也发现寅恪先生虽然以 “资产阶级学者”著名，而其言论却颇新颖而正确，并不如举世哄传之谬。此文为我所最爱读的文字之一篇，现在忍不住想重录一过，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今复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远寄寅恪读之，并命缀以一言……抑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呜呼！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讐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此序写于1940 年7 月。今天读来，则不但陈援庵1957 年不抽去此序为不可及；1940 年初刊时竟登此序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寅恪所说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的道理，自然是正确的。他引支愍度南渡事，更是对动乱社会与人民心理有深刻理解的表现。序文写得更是文情俱胜。这在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更是一个特色，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学与文学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的吧。
上面一抄就抄了许多，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合适。不过我还想更抄一段另外的文件，这是从我过去的一个抄本里转录的。那是陈寅恪先生为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也已是40 年前的文献了。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幸亏这一段并不太长，抄起来还不费力。可是其意见之尖锐、犀利，态度之坦率、风趣，也正不易企及。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可供讨论批评的；但他在40 年前的意见，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也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几十年中间，有多少学人、志士曾经为此事而反复考虑。
即使不能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但敏锐的中国人这一称号，在陈先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吧。
我抄下这两节并不太长的文字，用以介绍寅恪先生思想的一两个侧面，看来比我吃力地说许多废话效果要好得多。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昨天看到新刊《中国史研究》中收有陈垣的《治史遗简》，是从援庵先生的家书中选录出来的。其中有许多精语。1940 年7 月31 日一信中说：前日接到十七日函，并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
这里所说，就是寅恪先生为《佛教考》所写序文从昆明寄到北平的事，援庵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寅恪先生的尊重，对诤友的指摘的竭诚欢迎，都是极为动人的，因附记之。
1979年5月12日
“寒柳堂”的消息陈寅恪教授的遗稿《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已由广东《学术研究》发表，他的《论》也已由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刊出。“论丛”本较 1959 年香港印本多“校补记”一节，系1962 年对《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身世有了新的发现并考证之后作的补充研究。
这两种著作是寅恪先生晚年用力最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一种共同特色是应该指出的。这虽是两篇学术论文，但《别传》的“缘起”和《论》的结尾都有作者近于自传性质的叙述，并附载了十多首诗。陈先生的诗写得极好，这些诗多成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之中，感情尤为深挚。他虽自嘲“论诗我亦弹词体”，但这实在是笔端沉痛，声韵凄楚，写尽了时代声音和家国之感的一组好诗。像“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这样的句子写于“九·一八”事变之际，确是吐露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不只是诗人的个人慨叹而已。
陈先生在“文革”中间，也无例外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于1969 年10 月7 日逝世，陈夫人也在同年11 月21 日死去，前后相去不过一个半月。身后遗下三个女儿。
寅恪先生的著作，生前付刊的不过三四种。多年来散见各大学学报及学术刊物者都还可以收辑，这是不成问题的。晚年用了十多年工夫写成的5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现在已经交给上海的出版机构，正在付印，出版可期。
这部原稿共有30 余册，是他在多年失明的情况下，由助手协助写成的。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遗稿，则前后遭到抄家劫掠，至今下落还在若明若昧之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这些遗稿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由陈夫人手抄的《诗稿》三册。
其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寒柳堂纪梦》，这是一部分六个部分的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据说这不只是个人身世的叙述，而是作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带有评论性的回忆，自然更偏重于对清末以来数十年间学术文化变迁的看法。我们悬想这可能是寅恪先生有意识写下的一部学术总结之作，而且并不只是局限于个人。据说这部 “未定稿”曾抄成两份。陈氏家属保留了一张当时抄没时的收条，收条的签署人现在也还可以踪迹得到。
《诗稿》据说是还保存在什么地方的保险箱中，至今尚未还给家属，其他的几种著作遗稿也是如此。这些情况已经由寅恪先生的门弟子向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做了汇报，相信不久必然会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是应该向关心寅恪先生遗著的读者报告的。
我们重视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当然不是说他的业绩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论点或史料搜集以及考据方法等方面，都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出现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时，他自己也在一直进行着补正的工作。《论》如此，《元白诗笺证稿》也是如此。从《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可以看出，他在客观地评价柳如是这个人物的同时，也不免流露了为她“辩诬”的迹象。对钱牧斋也是如此，在指出他的丑恶一面的同时，也还不免有回护之词。例如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就对钱谦益的迎降，视之为难免的“通例”，这和他自己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不免发生矛盾了。这里我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陈先生的全稿我还未得通读，这些感想也可能是片面而不正确的。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而实在也并非专门研究“钱柳因缘”，其实倒是涉及明清易代之际政治思想斗争的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史料十分丰富，同时又是十分缺略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特点，他在大量复杂、矛盾惝恍迷离的素材之中，进行探索，他的劳动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了一条门径。
读者也自然应该从中得到应有的结论，学到有用的东西。
1979年4月10日
《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已陆续出版。可惜的是《纪梦》依旧是一部残稿，而《诗存》也是很不完备的。即使如此，出版社还是作了很好的工作，值得感谢。同时也希望，那些至今没有下落的遗稿，能早日找到，印行。
1980年11月20日起
黄裳《榆下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