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春夜随笔之三
　　先引用一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
　　而世间信者特少（按指“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王国维（《静安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又评论《红楼梦》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先生此书之成，距今已近60 年。在这中间，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论辩成果。《史略》中个别具体结论，也有些需要进行修改了。但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先生立论的精神。《史略》于1930 年重校刊行，先生撰有题记；《史略》又于1935 年译为日文，先生为撰序文，对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纠正旧说者，都声明改正，而不及有关《红楼梦》的论断。这是足以证明在先生的晚年，也依旧保持原来的论点的。此外，在别的地方，先生又曾数数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并指摘“特种学者胡适之”的“自传说”谬见。
　　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今天慎重的考虑。
　　“自叙说”，是一种从简单平实的看法发展到荒谬地步的错误论点，是应该反对的。导致这种错误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应予批判的。这统统没有疑义。但这不是说胡适及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统统要不得。
　　这样的论者，终于还逃不脱形而上学的牢笼。而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
　　鲁迅根据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深信“亲见亲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同时作为参考，并记下了王国维的“间接经验”说。他的肯定胡适的考证结论，也正在此，也仅在于此。至于一旦恶性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鲁迅就坚决地加以反对，斥之为“特种学者”。鲁迅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的敏锐，他的实事求是，都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自传说”，就将一切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的工作都与“自传说”等同起来，一棒打杀，事实上就连王国维也不如，不能不落入最不光彩的“境由心造”
　　的营垒里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曹雪芹也没有录像机和录音机，怎么能要求他的小说无一事一字无来历呢？
　　曹雪芹也不是魔术师，怎能要求他在一张手帕下面变出一座“大观园”来呢？他必须看见过实物，这才能综合取舍，创造提高。写出一座大观园，没有“蓝本” 是不行的。至于这“蓝本”在北京或在南京，原型是一个园子或是多少园子的综合，这些问题尽可由研究者自由探讨，各自摆出自己的论据来。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相信正确的结论终于是会做出的。
　　这些也真无非是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但今天还要来重复则是可悲的。
　　从戴不凡的长文里可以知道，他确是下了功夫的，还写了《脂批考》。
　　但他在运用脂批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回避的。例如和《风月宝鉴》及黄色小说都有密切关系的天香楼事件的脂批，就不引。原因何在？
　　无非因为这些脂批说明了一个事实，天香楼事件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不论曹雪芹是作家还是编辑，也不论已删的小说有关天香楼事件原文与原状有怎样的差异，都脱不了真人真事的干系，自以不提为是。“因命芹溪删去”，这种白纸红字批语，在现实主义反对者看来，是过于刺目、过于可恶了。“雪芹自叙”是该死的，难道“石兄自叙”就要得么？
　　戴文主张“石兄生平亦需重新研究”，我是很赞成的。只要不是信口开河，与小说产生有关的一切人物（姑且承认“石头”是个生物吧）的事情，我们都盼望能多知道一些。不过又不能不想到，还有那位“空空道人”呢，那位居然为小说改了书名的东鲁孔梅溪呢？”世法平等”，我们也要求知道一些有关他们的事情，自然愈详细愈好。按照小说的铺叙，着眼于他们与小说的关系，这些“人”的地位殊亦不在曹雪芹之下。
　　曹雪芹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在写作这本伟大的小说时，在笔头上是弄了不少狡狯的。我们自然应该原谅，并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我们也务必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防止走上两个极端。一方面不可将孙悟空的颈后毫毛一一当真，顶礼膜拜；一方面也必须停止“禹是一条虫”故事的重演。我很担心，曹雪芹由作家化为编辑，怕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弄不好连这个人也会考成“乌有先生”的，这可不是笑话。
　　1979年3月26日

黄裳《榆下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