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春夜随笔之二
　　在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似乎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了。有些作者，或是自封，或经指定，是要比另一些研究者“高出一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红学家”的专称，这是个半开玩笑，带有嘲讽意味的头衔。第一个发明者大概对“小说家流”抱有一定程度的蔑视，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居然有人会来研究，居然又七嘴八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算做一“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学家”又有了新旧之分。那标准也颇为模糊。一般的看法，是王梦阮、蔡元培等算是“旧”的，而从胡适开始，就是“新”的了。（戴不凡称俞平伯为“老红学家”，是为特例。）另外一个虽不成文但有特定意义的标准则是，凡是注意研究作者家世、版本源流，注意脂砚斋批，探索原稿、残稿面目的总都被视为“不大正派”、“邪门歪道”；只有一空依傍，专论微言大义者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是从来不肯厕身“红学家”之列的）。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非常分明的分界线竟又有些模糊起来，“评论家”也开始引用“脂批”，真是纡尊降贵，面子不小：“脂戚本”、“脂京本”……这些令人头痛的代号也在“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了……总之，在研究工作中，较多地有了共同语言、学术交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身份还是马虎不得。“评论家”们似乎是“天生的”，写起文章来，必称对方为“先生”，采取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在气势上就先已压服了对手。虽然也要引用一些“红学家”发掘出来的成果、资料，但必多方表明不屑之状，反复撇清自己并不掌握任何“珍秘史料”，好像研究资料是什么不干净的事物，沾不得。当然一扭头就来夸说自己如何目光如炬，在“红学家”视而不见之处，发现了可贵的真理。这与某些“长官”以 “大老粗”自豪的精神状态是很有些相通之处的。至于写起论文来，无疑就要势派惊人，一鼓作气，形成势如破竹的击溃局面。
　　这种形势的逐步形成，大抵始于批判胡适之时，至十多年前而“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因为那时所谓“新红学家”大半都已被打翻在地，连呻吟也不敢了。
　　这种局面，看来是有打破的必要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民主。两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点团结的萌芽，争鸣的气氛，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一些都不见，他霸道得比任何“评论家”还要霸道。
　　与此同时，在“新红学家”群中，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
　　有时争论起来，竟自面红耳赤，失去常态，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义”，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这不能不涉及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并非怎样高明，也不宜全面继承的“传统”。
　　人都希望进步，这是很好的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竞争，这也是必然的。大家都是“新红学家”，好像都觉得不够光彩，谁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爬到“评论家”的高枝上去。这可能也是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是“红学家”，新、旧都不够格，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向上，是无可非议的。向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因而这个“标准”就值得研究。希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就希望摆脱一个旧的“标准”。
　　是怎样的“标准”呢，这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戴不凡用来“克敌制胜”的重要或惟一的武器就是“胡（适）说”论。
　　借了1954 年批判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余威，把《红楼梦》研究者的工作，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益还是有害，一股脑儿都拿来与胡适挂起钩来，使之统统具备“完蛋”的条件。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是“自叙”说，是该死的；我说“曹頫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实即畸笏。评（疑当作“详”）拙作《脂批考》。”这是工作需要，无可非议的。
　　《红楼梦》中有过这样的话，“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戴不凡用并不繁琐的考证方法，证明了“坐于窗明几净房子中的红学家”所不曾考虑到的事物。
　　“蓬牖”只能用于南方，在北京可万万用不得，要冻死的：“瓦灶”呢，那是“缸缸灶”，“是吴越贫民以及职业乞丐、小庙僧道的日用必需品。”不是“博物君子”，哪里知道得这么仔细呢？不敬得很，将这种随手点染的四六对仗句考证坐实，实在不能算是什么严肃的作法。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论点服务的，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久居南方的，是为了这个假设而求证的需要。记得严绳孙给纳兰容若的信里就曾有嵌入“朱门”、“蓬户”的一组对句，也是用来作贫富对比的。而当时住在北京明珠室内的严绳孙也的确并未冻死，他不过是说两句俏皮话而已。
　　一切必须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客观实际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叫做实用主义。
　　支持着这实用主义的，恰恰正是“胡适的自叙说”（即“胡说”论）这根大棒。

黄裳《榆下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