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侦察学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不肯安然入梦。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入胜的小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了决心熄灯，也还是要辗转反侧……
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是找不到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说来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忙。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据说，这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曾加过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径。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者，当下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的日记，就装钉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胡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此外，如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过这些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是有其参考价值的。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特别是过去10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把柄。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欢迎。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已经产生。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10 年之久。解放前写日记，虽然因为年轻，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忌。即使如此，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有出什么乱子。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除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
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古脑儿被拿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有趣的是，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百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杠子，也就是夹签指出的要害所在。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此外，就又发现了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捆“抄稿本”。这就是根据夹签的指示，恭楷抄下来的分门别类的“日记摘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竟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四人帮” 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帮传”还是什么传里，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屏营之至！
至今我还不敢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
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入“腐化生活”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入“炮制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入“吹捧资本家”类；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我只不过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真使我开了眼界，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
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帮”的道德观、是非观……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我想什么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的。这可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1979年3月23日
黄裳《榆下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