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乡土》
从发还的藏书多半只是零星小册，而开本大、册数多的，就往往“迷失”的情况看，“四人帮”的爪牙们的取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那个该死的“价值规律”。当然，书，不过是印上了黑字的一堆纸而已，就是论斤，也是大的、厚的、重的价值来得高。这是除了白痴都明白的道理，不必大惊小怪的。
不过在留下来的小册子当中，却正有我所十分爱重的东西在。一本《革命者的乡土》，1946 年6 月时代社出版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本小册子。扉页上有作者1947 年11 月在上海题赠的手迹。这正是我们的“论交之始”，距今已是31 年了。我们是同行，也是同道，不过那时我已被打破了饭碗，而他却不曾。我读了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一种肃然的心情，就保存了起来，和一些喜欢的书本放在一起。这次又重翻了一遍，这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不过肃然的心情依旧不曾改变。
同一作者的诗集《往日集》，印成于1961 年，纸墨讲究得多了，不过依然是一本小册子，所收的诗也还是以40 年代的作品为多，这次也一起回到我的手中，那么就和《革命者的乡土》作伴，重新藏在书柜里。
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装制颇精，也全是小册，这次回来了三本。朱自清的《你我》，卞之琳译的《西窗集》和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全是我喜欢的书。特别是那后一本。记得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不久，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打听到郑振铎的住址，就跑了去访问。果然在静安寺“庙弄”的一座小洋房里找到了他。这是第一次相见，也并无人介绍。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就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和我这个年轻的读者谈话，我说完了准备好的几句话以后，就从袋里摸出了《西行书简》，请他题字。他就站在花园里，取下钢笔在扉页上写道，“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郑振铎。”他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特别显露出一种凌厉之气，使我今天还能记起当时被激起的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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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故事是说不完的。这回真的是写倦了。且待下次有机会再接下去吧。
（注）《革命者的乡土》、《往日集》，陈凡作，为通讯集和诗集。
黄裳《榆下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