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的一封信
这次收回的藏书中有几册阿英的著作，但六七种大部头的书都不见，这都是他签名见赠的本子，是很可惜的。阿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终于死去。在他逝世之前，始终没有能看到收回被抄去的藏书。据说陈伯达得知阿英“靠边”的当天，连夜派了车子到他家去把所有的善本书劫去了。陈伯达是知道阿英的藏书情况的，因为过去阿英曾接待他参观过。陈伯达和那个与林彪、“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的“大人物”就是这种挂着“风雅”招牌的大坏蛋，他们的行径比起钤山堂主人严嵩来是尤有过之的。像《一捧雪》那样的故事，三四百年以后还依样重演，不能不说是一件触目惊心的事。
阿英在文学研究上的业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新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索引卷就是一个证据。他收集的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出版物是非常丰富的。抗战中他出走苏北根据地之前，藏书都留在上海，后来全部星散了。有一个时期，上海的旧书店、旧书摊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藏书，书上都钤有一方《阿英》两字的朱文小印。我也曾买到过一些，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有力而又好事之徒为他抢救下来。
解放以后，阿英的研究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到戏曲、弹词、版画和晚清文学、社会史料方面来了。虽然多病，而兴致一直不衰。这次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他1961 年给我的一封信，也要算是不无价值的史料了，现在就摘抄在下面：
很久想写信给你，却拖了下来。
大样转给郭老（他在外地休养）后，昨接他回信，说“勉仲一文很好，□□一文，尚值得商榷。焦理堂《云贞行》是否作于乾隆五六——五七年，未见原稿本，不敢肯定。稿本不知是否焦之亲笔。如为别人所抄，则纪年未必可信，不然，何以刻本《雕菰集》却无纪年的”。另一名字我看不清，故以□□代。不知你能代查讯一下否？
《绘声阁正续集》（我有正集），《碧城仙馆集》（他已看过，但没有见到原刻），已转寄郭老，并请其翻阅时小心。他带回后，当即日寄回给你。
……
近来工作情况如何，极念。何时还有机会偕尊夫人北来一游否？
数年来一直在病中，近已能开始工作。买书癖日甚，数年来，已聚鸦片后清人集五千余种。戏曲可说无所得。弹词近又续收乾嘉本及旧抄本，但来源似甚枯竭。不知沪上情况如何？如时逛书店，不知能否代注意一下。
我的地址你可能记不得了。是北京交道口南棉花胡同甲二十四号。
匆匆即请
双安英十六日
这是我们分手七年以后的第一次通信。当时郭老正在以很高的兴致研究《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我正好藏有端生妹长生的诗集正续集，为“织云楼台刻”的两种。就托阿英寄给郭老，后来郭老又写了一篇长文论定。那两本“合刻”是我在来青阁买得的，已经蠹吻如丝，郭老在阅读过程中还手为粘补。现在这两册书，却已有目无书，不知何往了。
1954 年我曾到阿英的棉花胡同住所去访问过，他以非常好的兴致搬出书来给我看，记得看了许多明刻本，留给我颇深印象的是，其中颇有一些是他在新四军转战苏北时，抢救下来的。由于时间匆促，没有能够看到他藏书中的精品，我想，他的“善本”，不一定是明刻本，倒应该是晚清罕见的别集和俗文学史料吧。但陈伯达之流是肯定不会理解这一点的。
到了1962 年，他还有那么好的兴致搜书，“书癖日甚”，这一点确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我希望将来他的藏书能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专藏，将是给他留下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黄裳《榆下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