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 “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黄裳《榆下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