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从前在琉璃厂卖过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亦并不奇怪。
　　由于受到长期的薰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最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绝佳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是不足信的。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设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曰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多数，并得有入内腰牌”。卖旧书的带着腰牌进宫内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见的清末风俗画。孙氏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也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
　　还有不设门面的个人经营者，那更得有专长或路数，比别人加倍地付出劳动。
　　如河北衡水人彭文麟常跑外省，1931 年在山西某县古玩店，“见架上书，有残本《永乐大典》签条一纸，遂令铺伙取下，凡十余册，廉价得之。”又有河北冀县人魏进考，也是个体经营者，“所交多属参众两议院议员。某年国会解散，所有外欠诸债，未收回，而其售出之书，皆取诸同业者，至期无以应，别无善策，遂服毒自尽，享年二十二岁。进考自幼与余同学三年，小余三岁，聪颖过人，专工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佳，其摹仿诸名家手笔，俱能逼真，惟其生不遇时，惜哉！”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贩书者的悲歌，是民国初年大人物欺凌小人物致死的实录。孙殿起逝于1958 年，那时我虽然已经进京八年了，却无缘一见，实为憾事。
　　然而，我认识了从十几岁便跟孙先生学徒的雷君梦水，他是孙先生的外甥。他腿勤手勤，腿勤是指他常跑西郊的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结交了如邓之诚、朱自清这样的学人；手勤是指他凡是过目未见的书，他都用笔记在小本子上，养成过目不忘的能耐。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现已出版《古书经眼录》、《书林琐记》等专著。如今他退休在家，仍钻研古籍。他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
　　松筠阁的刘氏，也是光绪二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了，我见过属于第二代的主人刘殿文先生，外号“杂志大王”。满头白发，待人和气，每次都要把顾客送到门口，点头鞠躬道别。第三代的刘广振君，也是个奇才。对建国前的各种杂志，能够倒背如流。有一天他拿出二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本校刊，上面刊有孙树勋写的小说和剧本，那是作家孙犁的少年习作。所以多年来他是唐弢和笔者访书的益友。同他谈谈文艺杂志的掌故，实亦人生一大乐事。
　　如今他的女儿也在琉璃厂卖书，条件变了，似乎看不到多少父辈们的风流了。
　　去年赠我一册《郑板桥外集》的郑君，也是一位贩书而懂书的人。这本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料专集乃是他在贩书之余整理编就的，退休之后仍不忘访书看书，闲居中近又编就一部清人笔记《寄龛四志》，尚待出版。原书作者孙德祖，绍兴人，周作人颇推崇此书。林辰所藏的新文学版本，有的即得自郑君的书摊。林先生要找鲁迅作序的淑姿的《信》，郑君从杭州同行处觅得一册，赠给了林先生。他也赠我一册《白采的诗》，是中国新文学早期的绝版书，坚不受值，堪称君子之风。他贩书之余喜作卡片，我借他自制的文艺期刊卡片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他在店里多留一两个小时写就的。其中不少坊间所漏收的条目，连刊物的开本、页码，以及售出的时间、售价也记录在案，甚至标明“罕见”、“极罕见”的字样。
　　还有一位刘君，懂外文，我从他手中买到过增田涉译、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还有一些民初的石印唱本。即使见到他而无书可买，听他谈谈中国新文学书林掌故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跟我说，头年清理外文书，见到一本徐志摩签名送给陆小曼的书，当时放在了一边。待清理完了大批书以后，再找这个签名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一次，我从他手中买到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写的中译本《苏联行》。我翻到插图照片中的一幅莫斯科市女警察的照片，他开发票时说：“郭沫若写的访问苏联那本书，也谈到苏联的女警察……。”我当然不记得这细节，至少证明他看过郭老的书。如今他也退休了。
　　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魏君，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在松筠阁刘掌柜那儿自学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老掌柜的常让他抄书，卖个好价钱。近年在家闲居，手抄了一部《道德经》自娱，已请名家启功、吕叔湘等名人题跋，实在是雅趣不浅。不久前又见他在报上发表贩书杂忆，题目是《忆向达教授》，记述他从前给向觉明先生送书的情况，并很得意于“货卖识家”。
　　琉璃厂现在已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街，但那魅人的文化气氛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在这条大街上，还能结识一些有点凡俗、又有点儒雅的卖旧书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