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张次溪辑印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收有李慈铭《越缦堂菊话》、王韬《瑶合小录》、易顺鼎《哭庵堂赏菊诗》、罗瘿公《菊部丛谈》、沈太侔《宣南零梦录》等。有些作者已是晚近诗坛的名宿，说明当时的文人学士已经不再把戏曲视为小道。当然，执笔者消闲的笔墨一时还难以避免，其间的作品仍有良莠之别。
　　那么新文学家们的态度又如何呢？五四运动时期个别激进人物反对过旧戏曲，以为同旧文化、旧道德一样都在横扫之列，甚至提出过消灭旧戏曲的过激言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得到著名新文学家们的支持和赞许，张次溪的劳动基本上得到专家的肯定。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已经纠正了文学革命时期某些不科学的看法。历史和民间文学研究家顾颉刚为张次溪写序时说，历史留存下来的戏曲史料极罕见，这是因为“历代鸿博之士视此道为末技，不屑道。学者不谈，谈者不学，遂至今日”，“晚近风气稍开，国人颇知一切社会活动皆是表征文化，模声绘色原非仅以娱人也”。顾氏又以为，自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问世，“学者承风，始有穷智毕力以探求其究竟者”，而张次溪辑佚的史料正是一种开辟性的工作。
　　郑振铎则认为这部清代梨园史料，其可贵处在于不像过去那样只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探讨，而重视了舞台史和演剧史的方面。他认为各个时代剧本形式上的变迁，往往是由舞台演出的条件限制来支配的，有时又是杰出的演员活动，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甚至“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听众的嗜好与风尚”。这种见解也许是戏曲演员身在其中而不能觉察的，或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提高自己的认识，并加以理论的总结。
　　郑振铎代表了新文学家向戏曲的靠近，科学地提高了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同时郑振铎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他提出：“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持其柔情以向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件可痴心的污点。”顾颉刚也指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所辑入的日下品花、宣南拾梦之类，大抵文人遣性寄情，逢场作戏之作，“未尝立意以贻后世，不足以言信史”。这些卓见把戏曲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恰好是编者张次溪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赵景深也以一位学人的身份评价了这部史料的功过，承认它打开自己的眼界，并说他在撰写有关戏曲论文时，已经多处吸收了书中的材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剧目，更引起他的研究兴趣，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有趣的是这三位写序的新文学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
　　自从张次溪完成这一史料的辑佚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尚无后人来继续这一工作，难道清代梨园史料已为张氏发掘殆尽？我对此有一点怀疑，恐怕是没有人再如张氏那样天天跑旧书摊了吧。

姜德明《余时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