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最近我在西安住了四天。
　　这次到西安去，我是怀着极度的兴奋心情去的。看一看我们历史上这个有名的古都文化遗迹，以及它近年又怎样成了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的新面貌，正是我这几年孕蓄已久的愿望之一。这一次居然能实现了这愿望，这令我怎能不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到了北京以后，朋友们知道我还要到西安去，便告诉我在西安可以见到两个老朋友，一个是郑伯奇，一个便是柯仲平。这一来，我自然更为兴奋了。
　　离开北京之前，我就分别先写了两封信给他们，说我在几天之后就可以到西安来，希望大家能有机会见一见面。我固然不致希望在西安车站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但是相信到了旅馆以后，一定就可以很容易打听到他们的消息，说不定他们也早已在打听我的消息了。
　　他们两人在西安是负责文联和作协工作的。10 月6 日到了西安，时间已经是午夜了，在旅馆里赶紧托人打电话到文联去联络，问了一下，说是时间太晚，工作人员都下了班，无法答复，请明早再来电话罢。
　　第二天早上，我再打电话去，对方要了我的电话和房间号数，说是联系上了就给我来电话。这样一直等到中午，仍没有消息。我开始有点不耐了，就去问清楚了文联的地址，准备自己在饭后去找。就是在这时候，接待人员给我送来了答复，说是问清楚了，两个人都不在西安。郑伯奇到别处去了，柯仲平因为身体不好，正在休养。两个人都不在西安，而且在最近都不会回来。
　　我在西安只有四天时间的停留，自然无法见到他们了。这一来，不免很失望，但是也无法可想。临走时，给他们每人留下了一本书和一封信，希望下一次能有机会与他们相见。
　　本来，两人之中，我尤其渴望能与柯仲平一见。虽然与郑伯奇暌别也有二十多年了，但在抗战前夕，我们还在上海经常相见。可是同柯仲平，自从1927 年离开创造社出版部后，大家风流云散，就一直不曾再见过面。一霎就快四十年了，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在头发都白了，人生几何，我这么想见一见他是有理由的。
　　前几年，曾从《人民画报》上见到有关他的图片，是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拍的，说明上称他为老诗人。知道他虽然老了，却不曾改行。这次在西安同当地的文化工作人员谈起他，他们都称他为“柯老”，知道他更受到年轻一辈的敬重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仍是那么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蓬松，豪放不羁的年轻诗人。我最记得我同他一同被关在上海淞沪警察厅监狱中时，有一个同狱的流氓想欺负我，他假装同那个流氓打招呼，走过来同他握了一下手，那个流氓的态度立刻改变了。我当然有点诧异，后来悄悄地问他何故会如此，他笑着说：“我同他握手，运了一点内劲，他当然知道老子的厉害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的年轻诗人。我这次就一直在想，虽然大家的头发都白了，但是见了面讲一讲四十年前这样的旧事，彼此相抱着大笑一下，那将是多么痛快的事。这正是我这次经过西安时渴望能与他见面的原因。可是既然机会不凑巧，我也只好暂时将这意念放在一边，将希望留在下一次，就这么离开了西安。
　　我是在10 月9 日离开西安的，一路经过洛阳、郑州、武汉回到了广州，心里还想着回到香港后慢慢的再写封信给他，没有想到打开21 日的报纸，竟发现了他的噩耗，这真是比突然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给我的打击更大！
　　有那么多满腔要说的话，有那么多要叙的旧情；年轻时代的朋友能在年老时候又无恙相逢，这该是人生多么难得的一种际遇。这一次本来是希望能在西安享受一下这种情趣的，既然不凑巧，惟有希望下一次能有机会与他相见，万万想不到在飞离开西安十多天后，他就病势转剧，离开人世了。
　　这一来，割断了我的希望，割断了我们再见面的机会，我要想叙一叙四十年朋友旧情的愿望，已经成了一个永不能兑现的愿望了！这遭遇不仅太煞风景，而且也太令人心痛！
　　我同柯仲平相识，是1926 年间的事，他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成了我们的同事，成了有名的“小伙计”之一。他担任的是邮售部的工作。就在这年8 月间，出版部被封，我同他一同被捕入狱。第一夜被挤到睡在尿桶旁边，后来正是靠了他的魁梧健强的体魄，我们才在狱中不再受人期负和敲诈。
　　他一向是写诗的，有一部长诗《海夜歌声》，就是我们当年出版的《幻洲文艺丛书》之一，我记得里面还附有他当时的爱人丁月秋所画的插画。这部诗集只怕现在已不容易找得到了。
　　自从1927 年分手后，就一直很少知道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后来曾在西安任教多年。这次在北京知道他在西安，我又恰好要上西安去，满以为可以有机会见到他，我当时多么高兴。不料竟不曾如愿，这已经够令我不高兴了，但还将希望寄托在下一次，料不到行装甫卸就得到了他的噩耗，满腔要叙旧的热忱，现在只能藉了这一篇迁延多天才有勇气执笔的文字来倾诉，这真是从何说起。老年丧友，而且是失之交臂，这怕是令人最不愉快的人生遭遇了。
　　1964 年11 月在香港。
　　香港《文汇报》1964年11月11日   叶灵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