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今天是亡魂的祭日，我想起了我的死去了六年的友人。
　　或许他已老一点了，怅惜他爱娇的妻，他哭泣着的女儿，他剪断了的青春。
　　他一定是瘦了，过着飘泊的生涯，在幽冥中，但他的忠诚的目光是永远保留着的。
　　而我还听到他往昔的熟稔有劲的声音：
　　快乐吗，老戴？
　　这是望舒著作《祭日》中的两节。在夏夜的灯下读到这样的诗句，我真忍不住抬起眼来，茫然向空中问道：“快乐吗，老戴？”
　　我知道望舒的生，是不快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挫折，诗才未能好好的发展，在香港沦陷期间那几年苦难的日子；他虽然始终兴致很好，强颜欢笑，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凄苦的。这是由于他的个性很强，轻易不肯将感情上的弱点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但他的死，我想他一定是可以死得瞑目的，虽然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
　　望舒是在1949 年冬天离开香港北上的。在他未决定北上以前那一段期间，他是住在我家里的。这时他的哮喘病已经很深，同时家庭间又在一再发生纠纷，私生活苦痛已极，这时他的大女儿又从上海来了。为了病，为了这些不如意的事，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担负实在很大。素来乐观强倔的他，这时也一再在人前摇头说：“死了，这一次一定死了！”
　　因为这时他是住在我的客厅里的，同我的卧房仅隔了一层屏门，夜静听到他发病时的那种气喘如牛的声音，我也实在替他的病体担心。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诚如他的诗所歌咏的那样，古旧的凝冰都哗哗的解冻了，春天已经重临到祖国的土地上，诗人的心也觉得“生命的春天重到了”！他向我表示要离港北上，说是北国干燥的空气至少对于他的病体会有帮助。我当然极力鼓励他去，因为这不仅能使他在文学上获得新的生命，而且也可以将当时那种痛苦的生活环境摆脱干净。就这样，忙着帮他找关系，等候回信，打听船期，一直忙碌了一个多月，才能够成行。这时他的病况虽然没有减轻，但见精神却愉快多了。我当时怎样也不曾料到，在他北上以后，仅仅收到过他的一封来信，接着获得的便是那令人心痛的噩耗了。
　　望舒是1950 年2 月在北京因哮喘症突发逝世的，到今天已经整整七个年头有多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选》，这是从他的两本诗集：《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里选辑成的。在这以前，他本来在水沫书店出版过一本《我的记忆》，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新作，在现代书局出版了一本《望舒草》。这本诗集出版时，他已经到法国去了。1937 年出版的《望舒诗稿》，不过是将上列两本诗集删除了若干首“少作”合并成的，作者谦逊地称为“诗稿”，可见仍认为不能算是定本。至于《灾难的岁月》，则是他1934 年以后的作品。诚如这本诗集的题名所示，从那时期以后，不仅整个中国，就是诗人的私生活，也开始了“灾难的岁月”，因此这本小小集子里的作品，在风格上同诗人以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不同。
　　从《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里选出来的《戴望舒诗选》，共收了他的诗四十三首，这是从望舒自己删存的八十八首诗里再选出来的。比起同时代别的诗人的作品数量，望舒的诗可说写得真是太少了，然而他至少已经有了二十年写诗的过程，所以我说他的诗才未能获得好好的发展。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后，他忙于编辑工作，忙于译述工作，为衣食辛劳；有一时期又对中国旧文学发生了兴趣，研究中国旧小说史料和元曲里的俗语词汇；再加上香港沦陷期间那几年辛酸蒙垢的生活，家庭风波和病魔的侵扰，我们的诗人至少有十年的生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这真是他的“灾难的岁月”！
　　在1944 年3 月所写的那首《过旧居》里，有这样的几句：这条路！我曾经走了多少回！
　　多少回？……过去都压缩成一堆，叫人不能分辨，日子是那么相类，同样幸福的日子，这些孪生姊妹！
　　…………
　　而我的脚步为什么又这样累？
　　是否我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压着沉哀，渗透到骨髓，使我眼睛朦胧，心头消失了光辉？
　　诗人为什么经过自己的旧居，会挑动这样沉重凄凉的感情呢？这并
　　非因为：
　　有人开了窗，有人开了门，
　　走到露台上——
　　一个陌生人。
　　诗人的心里，实在是另有不愿示人的创痛的，这并非因为他离开了旧居搬到别处去住，偶然见到他的旧居已经有别人住了的原故。这只要读一下他的另一首诗就可以明白了，这是在同年6 月写的那首《示长女》：记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你童年点缀着海鸟的彩翎，贝壳的珠色，潮汐的清音，山岚的苍翠，繁花的绣锦，
　　和爱你的父母的温存
　　…………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涯，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诗人这里所怀念的旧居，就是他在香港所住的薄扶林道上被称为“木屋”的那座房屋的二楼：背山面海，四周被树木环绕，从路边到他的家里，要经过一座横跨小溪的石桥，再走很多的石级才可以到。所以地方十分幽静，真是理想的诗人之家。望舒住在这里的几年生活，可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满足的：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安定的生活，经常有朋友来找他谈天喝茶。再加上：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会叫人发傻；单听她们亲昵地叫，就够人整天地骄傲，出门时挺起胸，伸直腰，工作时也抬头微笑。
　　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家庭生活起了意外的激变，使他再走过“木屋”的那间旧居时，诗人不得不写出了这样沉痛的短句：静掩的窗子隔住尘封的幸福，寂寞的温暖饱和着辽远的炊烟——陌生的声音还是解冻的呼唤？……挹泪的过客在往者生活了一瞬间。
　　我同望舒相识逾二十年，在上海曾有两次同住在一起，到香港后又在一起工作，有许多时候差不多整天的在一起，但我从不曾见他有过为了要解决家庭问题，匆匆又离开香港到上海去的那几天那么沉静。这大约是1940 年夏天的事情。他匆匆任我替他料理遗下来的那份职务，也不向我解释他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匆忙的原因，就赶回上海去了。我当然也不向他询问什么，因为他也知道我一定早已明白他为什么要赶回上海去一次，所以一切说明都是多余的。不久他又回来了，然而整个人也就从此变了。我想正是在这时候，他写下了《白蝴蝶》那首短诗：给什么智慧给我，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
　　翻开的书页：
　　寂寞；
　　合上的书页：
　　寂寞。
　　“木屋”前的那个山坳，在香港是以产蝴蝶著名的，阶前的小灌木丛上整年都有蝴蝶飞翔，我想诗人那时即景生情，就写下了这样的绝句。
　　望舒除了法文之外，又通西班牙文。他生平有一个大愿望，就是要从西班牙原文将塞凡提斯的《吉诃德传》译出。这个愿望，本来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因为在抗战以前，他已经从庚款文化委员会订好了翻译这书的合约，而且已经动手翻译了。但是不久抗战发生了，他自己也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这工作就无形中停顿。在香港的这十多年，我知道他并不曾完全放弃这个计划，有空就继续译一点，或是将旧稿整理一下。但是能够放在这件工作上的时间并不多，所以进展得一定很慢。直到他去世时为止，他仍在继续这个工作。但我不知道他究竟已经将这书翻译成怎样了，可能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初稿。但他不曾将这部大著译完，这是我国文坛的一大损失，同时也是望舒一生的憾事。他曾经从西班牙文译了阿索林的《西班牙一小时》，《西班牙抗战谣曲选》，《革命诗人洛尔伽诗钞》，这不过是这个伟大计划的副产品而已。
　　香港《文艺世纪》第三期1957年8月    叶灵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