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三月一日在中英学会文化组演讲
我决定在这里同诸位谈谈萧红女士——这位中国新文艺女作家——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萧红女士虽然不是当代中国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但她是有她自己的成就的，而且完成了她所生长的那个时代所付给她的使命。这是文艺作家最重大的一个使命，所以她是有她自己的成就的。
谈到当代中国女作家，散文写得最漂亮，最富于女性优美感的，该是谢冰心女士。小说写得好的，自然要算丁玲女士。但是萧红女士的一部小说：《生死场》， 自有她的特殊地方色彩和时代背景。她的作品并不多，但是仅是这一部已经足够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地位。所以就说她虽然不是现代中国最 好的女小说家，但她的成就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二，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位女作家曾经在香港住过，不但住过，而且就死在这里，死得那么凄凉和寂寞，使我不时要想起她。她是1942 年春天死在香港的。我们已经不能知道这事的确实日期，但大概是在二月底三月初，这就是说，正是在十五年前这样的时候，这也正是我选择了在这时候来同诸位谈 谈她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更大的原因，我现在暂且不说，留待等一会再说。我先谈谈萧红的作品。
我已经说过，萧红留下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她住在香港时，也曾在这里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但她最有成就的一部小说，该是《生死场》。 这可说是她的代表作，她在这本小说的末尾写明是在1934 年9 月间完成的。出版的日期已是1935 年底或1936 年初。所写的是在东北哈尔滨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怜的小村庄，可怜的人物，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眼泪和流血，虽然看起来是那么毫不重要，毫无“伟大” 或什么惊人之处，然而这正是当年整个东北，整个东北在日本人侵占下的老百姓的生活。在《生死场》里的人物，虽然在表面上看来都是那么可怜、懦弱，甚至愚 昧，然而都保存了中国乡下人最优秀的传统，他们仍懂得分辨善恶。虽然忍受欺侮，却不肯对你屈服。他们终于认清楚了敌人。用着原始的方式，在神前起誓为盟， 离家去参加游击队。所以《生死场》的气氛虽然是那么阴惨，令人不快，然而它仍是积极的，启发人对当时中国前途的乐观。
《生死场》未正式出版以前，曾经鲁迅先生看过。出版时，鲁迅先生曾写过序，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出版是经过了怎样的困难。他在序文上曾经对萧红女士作过 这样的称赞：“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 少明丽和新鲜。”所以她有这部《生死场》，已经不会被人忘记了。
在鲁迅的书简集里，1934 到1936 年有五十几封写给萧军的信，事实上也就是写给萧红的，因为当时他们两人是住在一起的。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于他们的关切和鼓励，以及《生死场》的出版遭遇种种困难的经过。
鲁迅先生后来给《生死场》写的序文，现在收在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里。
1942 年，对于我们当时住在香港的人，可说是一个最阴惨的日子，萧红女士就是在这样的阴惨中寂寞死去的。她的身体久已不好，早已有了肺病，1941 年下半年起，已经搁笔养病，由她的先生端木蕻良陪伴着她。在日本军占领香港以后，她可能仍在玛丽医院养病，或者在别的医院养病，我不大清楚。因为当时谁也 无法知道。
后来遇见端木先生，他那时正准备偷偷地离开香港，才知道萧红女士已经去世了。但当时不曾问清楚是哪一天的事，只知道是葬在浅水湾附近，而且也不曾记清楚究竟在哪里。
直到这年的11 月间，由于一位与萧红女士生前相识的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有机会找到了萧红女士的墓。当时同去的还有诗人戴望舒先生。之所以要有一位日本记者陪去的原 因，是因为当时浅水湾还是禁区，只有靠了这位日本记者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进去的。三个人在荒凉的浅水湾找了一个下午，终于在海边丽都酒店附近找到了，我们 当时曾留下了几张像，想不到在今天已经成为难得的纪念品了。
戴望舒先生已经在1950 年在北京去世了。那位日本记者也不知去向，我可说是十五年前曾见过萧红女士墓原状的唯一的一个人。这座坟墓现在已经成为夏季出租游水衣的帆布篷的基地了， 我们只要将我今天带来的几张照片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对于我们认识萧红女士的人，对于读过她的作品的人，对于我们本港一切对文化关心的人，我认为这种不名 誉的现象是应该想办法予以挽救的。她虽然不是莎士比亚，但是外来的人已经说香港在文化上是一个沙漠。让我们设法在沙漠里将一位中国女作家的坟墓保存下来也 好。
这就是我今要同诸位谈谈萧红女士的最大原因了。
香港《文汇报》1957年3月9日  叶灵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