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铭感
——庆祝郭沫若先生诞辰
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
在创造社的几位前辈之中，我最早认识的是仿吾先生，那还是1922—1923 年前后的事。至今还使人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当时文艺批评权威的仿吾先生，对于文艺青年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诚恳的态度，这正是我们这一辈的福分。
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则是当仿吾先生已离沪赴广州，每天追随左右同逛城隍庙旧书店的达夫先生似乎也离开了上海以后的事。当时先生带了夫人和孩子从日本 回来，搬进新租好的环龙路一幢小洋房内（弄堂外恰是日后成为上海革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政治机关）。这一切都是由当时创造社青年分子中最活跃的全平布置 的。我在箱笼尚未打开的空廊客堂里，第一次见到沫若先生，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心确是微颤着的。郭先生披了藏青哔叽的日本学生制服，赤着脚，踞坐在新买来 的滕椅上，宽阔的天庭，眼镜后面闪着奕奕的目光，伸出有力的手来和我亲热地握手。这就是我们创造社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的“歌德”，当时的我怎不要心里微 颤呢？最适当的记述这情形的人该是全平。因为他当时在生活上与沫若先生最接近。不久之后调查齐卢战迹的宜兴之行，就是由全平陪了去的，因为全平恰是宜兴 人。可惜不知全平现在在何处，许多年来都没有确切的消息了。
就是在这时期，郭先生写了《亭子间里的文士》以及发表在当时《学艺》月刊上的那许多作品。
也正是在这时期，大家开始积极计划创造社出版部的招股和成立事务。《洪水》半月刊也在这时诞生。我的许多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和那一幅魔鬼张了翅膀掩盖着大地的《洪水》封面，就是当时在先生鼓励之下产生的。
现在回想起来，十多年的文艺生活，再没有像那时期那么充满了热情，友爱和幸福。
自创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以后，见着先生的机会反比较少了，原因是先生这时已南下，接着参加北伐，接着便开始了那亘亘的“海外十年”。
在这时期虽通信颇多，然而都是关于编辑事务及稿件上的商洽，很少再有机会触及文艺和生活上的指示了。
最使我提起了就要感到歉疚的，是当先生在海外度着但丁式的生活期间，所谆谆托付的关于先生作品版权在国内的维护一事，竟始终不曾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固 然因为书贾们的手腕太厉害，同时也因为我实在不善于“索债”的原故。更痛心的是，当这问题被处理得刚踏上轨道的时候（这就是说，能按月收得一点积欠版税给 先生作为生活费），出版先生著作最多的一家书店，竟给人以政治力量连哄带吓地抢了去，不仅自己被撵了出来，连本来讲好按月拨还的万余元积欠版税也落了空。 接着，老板病死了，书店也关了门，纸型随意地贱卖给旁人。想到今日上海书坊中随处见到的印刷得极恶劣的先生作品的翻版本，总觉得这一切责任都是应该由我一 人担负的。
我只有期待抗战胜利之后，能有一家不以榨取读者和作者为目的的书店出现，找一个机会为先生的作品在排印上精心设计一下，才可以赎回这罪愆了。
“七七”事变后，先生只身由日本潜行返沪。这是阔别十年后的第一面。当时先生悲壮决绝的心情，正是整个民族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最代表的流露。上海文化界，乃至全国文化界，因了先生的突然归国所激起的兴奋，印象还新鲜地活在每个人的心里。毋庸我拙笔在这里描摹。
从那时以来，因了事务上的关系，差不多每天追随在先生左右，直到国军退出上海后，这年年底秘密离开上海为止。
这期间内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八一三”的晚上。这晚正陪了先生参加一个小规模的报人聚餐会。闸北的炮声响了，先生以微微重听的耳朵倾听着，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喜炮”，站起来要求大家干一杯酒。我看见先生眼中充满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抗战第二年的春天，在汉口又和先生有了短短几天的相见。当时先生正忙于第三厅的组织计划，往来的宾客极多，我站在屋后的晒台上（当时先生的住处是在一 家被收回的日租界商店楼上），遥听着对面空场上许多新兵操练的步伐声和口令声，再看看先生紧张忙碌的情形，在那春日燠暖的午后（对面墙角正有一株粉红的樱 花盛开着），我忽然对自己感到了从未感到过的渺小。
四年以来，远在海外，便不曾再有机会亲聆先生的教益，就是音信也很稀疏。在川流不息的从国内到这里的来客中，我总以为先生迟早也要来一次的，但直到今天为止，先生除因了职务关系奔波于大后方及前线外，至今仍屹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动。
也许有人诧异先生近来的沉默。但我以为今日的先生，已如泰山北斗的存在，光芒所被，已足够照耀后学，启发新进。海外十年的沉默使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有 了前人所未有的发现，这一次长期的祖国战时生活，在思想上对先生影响之大自不待言，这一切的收获我们只有静待之于战后了。
在庆祝先生五十诞辰及文艺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的今天，我这样琐碎叙述了十余年来追随先生左右直接或间接领受教益的经过，一面是表示不能忘怀的个人的铭感，一面则想藉此显示即使从这样的角度看来，也可以看出今日先生伟大的成就正不是偶然的。
11月15日写于香港
《星岛日报》1941年11月16日 叶灵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