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史话
晦庵在《书话》里谈到当年上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文网和禁书，说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劝他何不编写一本“中国文网史”。这应是一个好题目，只可惜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工程过于浩大，不容易着手罢了。
自1925 到1937 这十多年间，上海是全国文化出版的中心，所有的新文艺书和刊物，十本有九本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的“商务”、“中华”、“世界”以外的那些小 规模的新书店出版的。这些书的销路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古怪的命运，那就是或先或后的总不免要被禁止。当时的新文艺书，不曾被禁止过的，可说是极少极少。
这些出版物的被禁理由不一，有的为了内容，有的为了书名，有的为了作者，有的为了一幅封面画，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封面的颜色。因此如果要写文网史，材料确是十分丰富。只可惜太丰富了，令人有无从下手之感。
我一向对禁书很感到兴趣，无论是藉口风化问题的黄色禁书，或是藉口政治问题的红色禁书，都使我感到兴趣。我想同辈之中，搜集禁书资料，像我这样勤恳的 人，大约是没有几个的。在我初来香港不久，我就曾经给这里的一家报纸写过一个连载：《禁书史话》。可惜这张报纸很快就停刊了。当时香港还有审报检查制度， 我的《禁书史话》也成了“禁书”，凡是有关思想禁锢和嘲笑“审查老爷”愚昧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因此印在报上遂有了许多“□□”。我的手头还留有当年剪存 下来的这一份报纸，无形中已经成了关于“禁书”的一种新资料。
后来我又着手写《清代文字狱史话》，对于资料的收集很花了一点工夫。但是只写了屈大均，澹归和尚的编《行堂集》、《大义觉迷录》等等几篇后，又搁下笔来了。
最近除了因了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之情人》的原本在英国开禁，写过几篇小文以外，很少再触到这一个课题了。
但是我对于禁书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这并非由于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一件乐事。实在是由于出版自由与思想自由是分不开的。同时这 也不是用禁毁和高压手段所能够扑灭的。若是这样的手法有效，中国也不会有今天了。然而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想用种种罪名，用严刑和烈火来摧残书籍的生命；这 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因此，我一直对有关禁书的史料感到兴趣。
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1日 叶灵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