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文艺》
读了新出版的《当代文艺》创刊号。
在报上见了这个刊物的广告，心里就是一喜。近年来这里产生了不少的文社，有这么多的年轻的文艺爱好者在这个社会里对抗一下少年犯罪者，对抗一下“披头 四”，实在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在我的预料中，早就应该有一个比较集中一点的刊物了。这总比那些自己排印的或是油印的会刊更有意义。虽然我明知《当代文 艺》并不是这些文社的机关杂志，但是我倒希望这个刊物的出版，能够起一点带头作用，像他们在这一期上所披露的“我们对各文社的呼吁”那样，能够将这些文社 组织起来，使得大家互相呼应，结伴一起向前走。
就这一期的《当代文艺》本身来说，我不大喜欢这一期的封面设计。
甚至不喜欢那整个“形式”，觉得有一点像“西点”、“茶话”一类的综合刊物，配不上它的内容。若是容许我将“形式”与“内容”分开来看，我觉得《当代文艺》的内容比它的外衣像样得多了。
那一批“闻其名今得见其人”的作者群像，虽然有人觉得有一点“那个”，但我认为问题倒不在该不该刊登照片，而是在编刊的手法。这一期的“作者群像”，编得有一点像是“同学录”，我想我的老朋友徐■先生、李辉英先生、易君左先生这几位见了，一定有啼笑皆非之感。
还有，对于徐■先生，我当然不仅久闻其名，也久见其人了，但是对于这一期《当代文艺》上所刊的那一幅画像，却令我有“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之感。我们的《风萧萧》的作者，怎样完全变成像是另一个人了。
发刊词不知是哪一位执笔的？作者想必是一位虔敬的教徒吧？不然，为什么要将《当代文艺》与“圣诞”拉上关系，而且要“愿圣洁的烛光引导我们的路”呢？
由文艺女神维纳斯，由人类文化上的先知先觉，由智慧的火炬引导着我们前进，岂不是更为适合吗？在这一期的小说之中，我先读了吴丽婉的那篇《这一个晚上》，编者说她是曾经数易其稿写成的，她的努力果然不曾白费，这倒是一篇很能抓住了人性和无可奈何的感情的小说。
我自己年轻时候就很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倒是编者特别推荐的那篇翻译短篇《席》，我读了倒并不觉得怎样感动。那最后才打开的几张席子，大的是父亲用来纪念夭折的孩子们的，这一点“小感情”并不会一定激动每一个读者要为这个情节流泪。
《当代文艺》的主编是徐速先生，据许多朋友见告，在这里属于台湾系统的作者之中，他的文字是属于比较可看的一个。可惜我还不曾看过《星星，月亮，太 阳》，因此连忙翻开《杀妻记》看了。这是一个中篇的上半。就已经刊出的这一部分看来，故事性很强，文字简洁。他的风格有一点近于沈从文，但是沈从文的文字 非常富于魅力，语汇和造句都有他的独特风格，简直像是海明威，因此若是想向这一个方向走，那一枝笔还应该更下苦功才行。
《杀妻记》的末尾有几句编者的按语，是这样的：因篇幅关系，本文只好发表一半，谨向读者致歉。查本文下期进入高潮，故事奇峰突起，变化莫测，切幸读者及时注意！
这简直是电影预告的口吻，太不像是“文艺”了。我不知这位作此按语的“编者”是谁，我若是“主编”，我就一定行使权力将这样不伦不类的按语抹去。
以此类推，目录上的那两句标语：“当代名作，文艺长城”，也大可以删去。文艺刊物总应该像一个文艺刊物，刊物的名字称为《当代文艺》则可，若是自称自己的作品全是“当代名作”，那就有一点失态了。
至于自称“文艺长城”，这就更要使得读者们忍不住要问：“这些当代名作要防御的是什么呢？”
还有，那几则“香港文讯”一类的文字，以后还是省去的好。尤其是那几句对联式的标题，简直近于恶趣了。
徐訏先生的那首小诗，编者说他“徐先生驰骋文坛数十年，到头来还是‘铸成了今夜的凄凉’”，倒使我颇有同感。我们若是断章取义，可以明白铸成他“今夜的凄凉”的原因，乃是由于“为多年前一念之错”。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要牵涉到他不久以前在一篇短文里所说的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了。
近几年来，这里的文艺气氛很活跃，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品流复杂，又很容易被市侩所操纵，使得许多年轻人容易流入自大，好像今天发表了一篇作品，明天 已经是“名家”，后天便“踏入了世界文坛”，这实在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写作都没有什么益处的举动，还是用功地读书，用功地写作，脚踏实地地往正路走好 一些。
末了，我愿意提醒编者一句，这里的《文汇报》每星期三有一个文艺周刊，因此发刊词里所说：“几十家报纸几乎没有一个纯文艺副刊”这句话，至少应该修正一下。
香港《新晚报》1965 年12 月3 日至4 日“南苑文丛”的新书“南苑文丛”最近出版了两册新书，一是昨天在这里谈过的我的芳邻的《西窗小品》，另一册是黄蒙田的散文集《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里所收的那些散文，都是作者近年游山玩水，观赏花鸟书画，陶冶性情之作。然而所写的并不全是一己的闲情逸致，有浓厚的生活色彩，更有乐观 的时代气息。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对于过去苦难岁月的回忆，但这是他站在幸福的大路上的回顾，并不迷恋，也不惋惜，而是为了同伴们更能领略美好的前景，这 才引证了来作比较和警惕的。
作者游展所及的地点，大部分我都曾经去过，有几处还是结伴同游的，因此他所抒写的感想，往往能引起我的共鸣，加之他也是美术爱好者和文艺爱好者，在生活趣味上也有许多地方相同，因此读着他的作品，有时会使我倍感亲切。
作者是岭南人，但是对于江南和北方的一切，有浓烈的爱好，更有深厚的理解。集中的那篇《南国早春》，写的固然是乡土风光，《山水手卷》也是岭南的手 卷，但是《湖畔抒情》，他却是站在我们江南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被这一幅烟水朦胧的水墨大绘卷所陶醉了。还有《荷湖》和《小桥流水人家》写的都是我们的 江南，有的甚至是我的家乡。
他所赞赏陶醉的一切，也正是我一向赞赏陶醉的一切。更高兴的是，我的家乡的玄武湖，居然将他迷住了。这使我读了他的文章，不得不引为异乡知己。
《春暖花开》里面，谈到了真正北方的，除了那篇《春暖花开》之外，是《生命的色彩》和那篇《柿子和银杏》。前者赞颂了我们首都的绿化工作，后者的第一节描绘了北方秋天柿林的美景。
城市的绿化工作，现在已经不是个别城市的市政工作，而是成为有全盘计划的国家重点建设工作之一。不要说首都北京了，我们旅行途中所经过的过去任何一处 “穷乡僻壤”，任何一条乡村公路，无不到处是苗圃，路的两旁绿树成荫。“林荫路”在过去是一个矜贵的名词，现在却成为普遍的现象了。
作者在《生命的色彩》里特别歌颂了那些长期默默工作的造林人员，他们才是绿化战线上的英雄人物。这一抉发使我们领悟到自然的主宰是人，是我们自己。过去几年战胜自然灾害是好例子。这么迅速大规模绿化首都的成就是更明显的例子。
香港《新晚报》1965年12月13日 叶灵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