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晨起阅“中副”一篇陈之藩所著《剑河倒影》之八，说到剑桥学者人才辈出，不觉心喜，深中下怀。作者说：“路上先经过王家学院，是出凯恩斯、出弗斯特的 地方；然后过三一学院，是出牛顿、出拜伦的地方；然后是基督学院，是出密尔顿、出达尔文的地方；……”作者接着说：“那么，怎样才办出一个剑桥来？……多 买些茶壶茶碗，教授自掏腰包，学生辩到深夜。我有时感到困惑，有时感到焦灼。”我想剑桥或牛津的教育很简单。如李格（Stephen Leacock）所说，“就是导师每星期请你到他私室喝茶，跷起双腿，向你冒烟，冒到你的天才出火。”这段文字，真使我发思古之幽情。
话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国势不振，屡战屡北，给外人看不起。实际上，不应单怪外强侵略、清室昏瞆，也当怪我们自己抱残守缺，暮气沉沉，大有龙钟老 态的形象。但是国人少知道，在十八世纪，欧洲也曾经发过中国迷的一段历史。中国的文化礼教，曾经被欧人称为世界最高的文化，捧到天上去。其中热烈崇拜钦慕 中国文化者，当以福禄特尔（Voltaire）坐第一把交椅。际此大家谈中外文化交流之时，也可以略说此中的关键。
原来这对中国之热烈崇拜，起于物质的艺术品，而终于对文化礼教的认识。当元世祖时代，马哥孛罗游华二十年，亲友早以为他死了，一日回来斐尼斯，行李包 袱里倒出来的中国绸缎丝织品及宫中古玩，使邻家围观的人眼睛都突出来。但是马哥孛罗的游记，虽然影响遍及欧洲，然而对于儒家哲学思想却乏较深的认识。到了 十八世纪，那是所谓Rokoko 时代，中国迷已成为一代风气。那时欧洲的习尚，男人梳辫子，女人把扇子，公卿穿绸缎，士人藏磁器，宫庭妃嫔乘轿出入，米兰主教也坐轿子，年节放鞭炮。路易 第十四的爱后Madame De Main-tenon 凡尔赛故宫别墅，装饰了满屋的中国木器。大概Rokoko 时代建筑园囿所崇尚的是亭台、水榭、窗格、板桥、鱼池、雉苑等。
所谓English-ChineseGarden，也是取中国曲径通幽之义。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十八世纪的王公大人的肖像（如英王乔治第三、美国华盛 顿），都是留辫子。凡在德国莱比锡、哈勒、德勒斯敦诸古城，我看到多少收藏的中国磁器，而奥京Schoenbrunn 故宫所藏，尤琳瑯夺目。我在巴黎时的房东，有一把路易第十四时代传下来的破轿子，也看做一件珍宝。
这东风西渐的气象虽由艺术品而来，却不能不推源于耶稣会的教士，像利玛窦诸人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了解。万历年间（1601）他们在北平开设教堂。利玛 窦诸人是身穿长袍，口操华语，念过四书，能“子曰”、“诗云”、与士大夫往来的。他们先把《大学》、《中庸》、《论语》翻成拉丁文。到了康熙朝有耶稣会教 士Pere Noel 加上《孟子》与《孝经》，于一七一一年出版。
十七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46）开这研究中国哲理的风气。他读过易经象卦，对于术数之理，最感兴趣。他是与牛 顿同时独立发明微积分的数学家，又是发明他最得意的二元算术（ binary arithmetic）恰似象卦，并可借此证明无极生太极之理。因为他认识耶稣会Grimaldi 教士得与在康熙朝的天文家南怀仁（Verbiest）往返通信，力阐他的数学。这就是柏林普鲁士科学学院的创设人（原名Berlin Societyof Science，后改为Academy，普通也称为Leibnitz Society）。他是主张世界大同主义的人，旨在沟通中西思想，所以这柏林学院的缘起是说专以“沟通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为宗旨。一七○七年三月廿八日 并请得普庭奏准在柏林学院开设农桑养蚕研究所。接着是他学生A.H.Francke 大放厥词，主张耶、孔并行不悖，引起狂潮。大哲学家服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
佩服莱布尼兹的理论，也极力推崇中国的伦理教育，在莱比锡及耶拿大学当教授，（这正是我肄业过的两间大学）。因为一七二一年发表《论中国的实践哲 学》（de SinarumPhilosophia Practica）一篇谬论触犯教会，被逐出国，后来召回为哈勒大学教授。这都是莱布尼兹思想发生的重大影响。那时学界整个乱了，甚至有人抗议为什么以中 国《史记》的纪年与耶教《旧约圣经》的纪年不符，而怀疑《圣经》。这就是福禄特尔把中国礼教哲学托到天上去的背景。
福禄特尔是欧洲十八世纪第一思想权威。那是所谓思想“启明”的时代（The Enlightenment）继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而起的。
文化潮流，都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酝酿而来的。他著作等身，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特别对于当时的固封的神权思想，极尽其热讽冷嘲的能事。记得他有名的讽 刺是，教士谓：世上一切是上帝为人安排的；他说：“人类的鼻梁是上帝为你要戴眼镜而安排的。”他也有一句名言：“我不和你同意，但是我至死也要拥护你不同 意的权利。”这是那一代“开明”的学风。
他替中国人文主义说了不少好话，而最重要的是他一本五大册的《世界各国礼俗与精神通史论》。（Essai Sur I ’histoiregénérale et Sur les moeurs et I’esprie des nations 简称Essai Sur lesmoeurs）。开头足足有二百页，是讲中国的文化教育及伦理思想。福禄特尔提倡理智的开放，排斥神权super natural 思想，天然走入人文主义，所以中国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教育，为他深所佩服。他对中国的崇拜，一句话可以代表：“欧洲的王公大人听到这样的举例，应该怎么 办？钦慕，惭愧，尤应是仿效。”（Admire and blush but above all imitate）“这些人（东方人）就没派过教士来欧洲传教；只有我们把我们的意见连同我们的货物，输出到天涯海角。”这种论调与莱布尼兹差不多相同。莱 氏说：“看到今日道德的沦丧及极端的放浪，我几乎相信中国应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道学（natural theology）的宗旨与实行，好像我们派教士教他们由神启示的道学。”总而言之，他们两位都相信上帝。
（福禄特尔相信：“就是没有上帝，也得假设一个上帝出来。”“If God did not exist，He would have to beinvented”）但对于人文主义的推行，他们两位都是健将。
当时激起这个洪流，不论赞同与不赞同，中国孔家思想占了学人思想的中心。也有人不像福禄特尔的十成仰慕中国；也有人致疑这是耶稣会教士的一面宣传。因 为十六世纪以来，葡萄牙及荷兰水手在商埠所见卑鄙、欺诈、畏怯、残忍、龌龊的事实，并不完全与孔孟思想相同。官吏的贪污，衙役之势利，士兵之懦弱，他们都 看过了。当时与福禄特尔齐名的卢骚，便不与他同意。《法意》作者孟德斯鸠（ 即严复所译Monte-squieu ， del ’espritdeslois，1764）本他法治的思想，自然更看出人治的弱点。福禄特尔与他辩过。因为康熙朝虽盛，孟德斯鸠没有忘记，在朝的明明是满 人。孟氏最看不起的，是中国人的“奴隶性服从，”二是一切宗教、信仰、风俗、礼教的单调统一化。八股举养出懦弱无能的书生，他们没看到，但是顾亭林、颜习 斋所亲身感觉亡国之痛，他们会想象到的。卢骚的批评中国为满清所克服的话，非常中肯，你说中国教育文化怎样好，为什么庞大帝国给满人征服呢？”如果学术曾 经澄清伦理，如果学术真教人为国流血，如果教人勇敢壮毅，那么，中国的人民应该都是聪敏、自由、没人能克服了的，事实上并不然……如果公卿大夫的贤明，法 律的所谓良善，连民数户口这样的众多，都不能保护他们的国家被外夷所制服，那末，所有的贤人有什么用处？”想来我也有时感到困惑，有时感到焦灼。
见1974年10月台湾开明书店初版《无所不谈合集》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