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王岳川其人

　　王岳川，1955年出生，四川人。以研究后现代主义而在学术界闻名，著名学者、书法家、美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书法艺术美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思·言·道》、《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等。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他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

　　以研究“后现代主义”闻名的著名学者王岳川，明知道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局限性，也知道自己发出的是单薄的声音，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履行着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中国文化输出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着。

　　这样一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回忆以前的读书生活时说，有两本书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本是《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也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生死有了很深切的看法；还有一本是《青春之歌》，让他对北大产生了向往。

　　两本书决定一生

　　王岳川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初一的时候。那会儿正赶上“文革”，这本书被列为禁书。是县城中学的校长悄悄给他的，可能因为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的缘故，才得到如此待遇。也许这件事对这位校长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王岳川来说，却成了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这部《红楼梦》对他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的诗词曲赋他跳过去不读。不是因为读不懂，而是因为当时这本书只能借三天，所以王岳川只能一目十行地读。读到晴雯死了，读到尤三姐自尽了，他感动莫名。这是他第一次读名著，从早晨读到天黑。晚上九点半就停电了，整个县城一片漆黑，只剩下王岳川被窝里有一点光亮，他打着手电躺在被窝里读《红楼梦》。一部《红楼梦》，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还有对死亡更深切的看法。

　　在王岳川的理解当中，哲学就是学会死亡。人面对死亡会很害怕，但是哲学慢慢让他明白了人总是有生有死，不管这个死是慷慨赴死也罢，唯唯诺诺害怕死亡也罢，但死的意义却不一样。

　　“一部《红楼梦》，整体地影响了我的生死观、价值观、爱恋观，而其中博大精深的词语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更是不可忽略。”王岳川说。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本《青春之歌》会对王岳川影响如此之大，王岳川说自有它的道理。当初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一棵“大毒草”，但在他看来，这本书却是使很多人走向北大的一个桥梁。最初，他读不懂里面的微言大义、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却对他影响很大，那就是书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他们穿着长衫、围巾往后一背、脚上穿着圆口布鞋的那种朴素，让他对北大有了一种神往。一本书能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的小孩敢和北京大学这种宏伟的理想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惊讶。

　　更何况那会儿王岳川还不知道大学为何物，大学有多大，教室有多大。

　　多年之后，王岳川终于实现了他读《青春之歌》时的梦想。

　　阻力熬不过毅力

　　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说起这段经历，王岳川直说当时真是不可思议。之前，王岳川下过乡，当过工人，又被很多单位借调去做一些文秘工作。他深知生活很艰难，觉得没什么前途，很灰心。但有一点他一直坚持着，好好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跑10公里，晚上游 1000米，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种枯燥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发生了改变。

　　那天，王岳川从山上跑下来，正好县城的广播站在放《新闻联播》，说教育部从今年开始恢复高考，这对王岳川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就好像在漫漫黄沙的戈壁滩上看到了绿洲、看到了水一样。王岳川飞快地跑回家，对父母说了这件事，但父母并不是很关心，说高考是什么？他说我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了。父母听了却不以为然，对他说能上大学的肯定都是些干部子弟，有你什么事。他和单位领导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很多很多的阻挠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岳川说，人一定得有毅力。如果当初王岳川听从了某些人的劝告，屈从了某些人的压力，就不会有今天了。

　　这些阻挠并没能阻止王岳川参加高考的热情和决心。他像疯了一样，到处找领导说一定要考试。结果单位领导为了不让他考试给他加重了工作。王岳川就把那些复习的书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在工作之余把抽屉拉开一条缝，读考试资料。终于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领导发现了，就开会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