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我们谈到中国的文明时，连印度也认它为一种人性、合理与容易明白的文化。整个说来，中国文明的性质是人文主义，非宗教和非神秘主义的。这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真实性。我完全同意其人文主义，不同意其非神秘主义，因为凡有广大与深刻的精神基础的文化必为神秘感的。倘若“非神秘主义”被解释为现代的奴隶，浅薄的机械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崇拜，精确观察与表列，而他们则似以为可自满自足了。此乃现在最流行的思想方式，我必排斥这种对中国文明估量过低的思想。事实上，任何科学部门，不管为研究石头与矿物，或是研究宇宙线，研究至相当深度时，神秘主义必油然而生。卡雷尔博士（Dr. AloxisCarrol）与埃丁顿博士（Dr.A.S.Edington）则为明证。十九世纪那些浅薄的合理主义者很天真相信“一片草为何物”的问题，可以把“一片草”当为纯粹的机械现象而获答案。现代科学的态度则认为不可能。自华尔·惠特曼（WaltWhitman）用他的深刻神秘主义提出该问题以来，未有一人能回答它，今日也没有科学家将擅自回答此问题。
中国对哲学的特殊贡献乃在不信任系统哲学。我承认此点必能使大学二年级生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热情有一种毫无缺隙的系统，可以据为堡垒而对抗任何可能的进攻。他们想要说出罪犯是先天而非后天，或说罪犯是后天而非先天，他们并要为之证明。但是中国人的答案却认为地球上没有这种气泄不通的系统，这种系统只有在迷惑与逻辑化的笨头笨脑中方有存在。
我们的国际世界很快就临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的现代知识世界也是如此。思想的世界正在有规定地支离破碎了。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已经逝去了。这把我们带到东西洋哲学的第二个差别里来，即是估量（approach）和价值的差别。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是观察得很确切与表述得很小心的事实！我们的道德价值已经消失了，它们并且消失得太奇特，这一点我将加以说明，中西哲学在估量上有一定的差别，即对于价值的估量与事实的估量，这个差异乃由于接近东方与西方所产生的奇异现象。最令西方的旅行者惊异的，即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确感，尤其是对于事实与数字。据说若请两位中国人同意于两方邻近城市的距离里程或人口的数量，简直成为绝望。中国人同样不能明白为什么概而言之还不充足。另一方面，这亦使中国人同样惊奇一个西方的作家要投寄一篇杂志的文章并希望刊出时，为什么必须斤斤论究鸡蛋或牛油输入英国的百分比，或者是阿比西尼亚的棉花纤维的米突尺，或者是数百万工作时间的损失表呢？更混账不过的就是政治家们对开辟第二战线问题的普遍臆测，他们认为此问题可由握有“一切事实”的“军事”领袖们来解决，而对任何道德、心理与政治问题毫无判断之感。倘若中华民族曾经受过这种统计的迷惑，那他们早就不敢执武器来对抗日本军队了。在表示中国人忽略事实方面，举一位中国学者为例，他曾严肃写出人类的心脏是在胸部的右边；他的技术真是不可名状——他简直连以自己的手都摸不出心脏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反过来回答说：“心脏在左或在右究竟有什么差别？倘若把胸部割开，你当然可以看到它，倘若不割开，他就没有办法见它。总而言之，甚至把它割开，你都不能奈何它哩。”西方将回答说：“啊，是的，但我们要科学化和精确地找出心脏在哪里！”中国人则将再回答说：“不管你在何处找到心脏的位置都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心脏放在正确的地方。”此事乃约略表现事实的占量与价值的占量之别。
中国的人文正义（Humanism）或孔子主义都集中在某种的人情价值上面。我们若不认清估量的广大差别，则西方的读者将感到失望。孔子主义是排斥物理学及形而上学，而集中于人与人的关系价值上。我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并不能有多少发现，有亦微乎其微，但孔子主义说得好，知识有基本与表面之分：表面的知识是事实的世界，而基本的知识则为人与人的关系及行为的世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根据孔子的观点来说，少数也许很多，而多数也许太少。因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精义是在于从正确地估量人的价值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伦），以达到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即做人）。大意如此，但其意义则非常深远。孔子主义的观点认为政治必须补助道德，政府只是暂时的弥缝工具，法律是秩序的表面工具，警察是为道德上未成熟的个人而设的愚蠢发明物。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德成熟的人只从教育和文化及从启发礼乐而产生来的道德感才能培养出尊严和自尊的行为。完成社会与政治的秩序的方法观念，是和西方经济学者与政治科学的学生的方法有天壤之别的。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种相反之观点遂与西方社会及政治哲学之机构大相径庭。孔子对任何文明的最后试验，则在于它究竟会不会产生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个人。具有脆弱的敏感，而热烈地避免伤害他人的情感。这也许是文明的最后目的；也许不是，但我们怎能知道？也许在将来第二十五世纪的人民看来，今日我们个人或国家的社会行动似乎极端古僻。也许今日有些所谓世界的领袖，在第二十五世纪的人看来不过是具有部落思想的野蛮人，正像我们现在对汉尼拔（Hannibal）的观念一样。不过这种自欺的观念暂时必须继续的。
但是，倘若我们对自己说现在知识的蜕变与价值的崩溃，而号召着恢复某种人类价值时，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开始了。研究任何人类价值的估量，技术与哲学的基础并没有。只有机械的技术，与物质的方法继续支配着我们大学教授的思想时，则此种价值之不能被重新发现已是明显的事实了。所谓“唯物主义”我并不指物质的进步，因这是反对西方的普遍论据的。我是完全拥护物质的进步的。我所指的是作为方法，技术与观点的科学唯物主义，已经很绝望地麻痹了欧洲的人性，并把它抛入极端崩溃与混乱的状态中。
由于科学唯物主义侵入我们的文学与思想的直接结果，遂使世界陷入支离破碎的地步，这是可以证明的。人道主义的教授们乃被贬低到寻求机械主义的规律来支配人类活动的地位，“自然律”愈严格，与自由意志愈空想时，则教授们的知识的喜悦就愈大了。唯物史观把历史当做决定论的鸟笼，而跌入鸟笼的两足动物的人则朝着供应食物的方向跳动着。我们这时代最令人钦佩的精神并不是意外，也不是最伟大的，而是顶流行的悲观论。我们国际的动乱是建立在我们的绝望哲学上面；像鲍德莱（Baudelaire）的绝望，休斯曼斯（Huysmans）的绝望，哈代（Hardy）的绝望，德雷萨（Dreiser）的绝望，伊里奥特（T.S.Eliot）的绝望，普劳斯特（Proust）的永久懊悔，萨姆巴特勒（Samuel Butler），丁因格（Dean Inge），赫斯黎（Al－dous Huxley）的温和悲观主义，毕卡索（ Picasso），立体派（Cubist），超现实主义者（Surrealist），佛洛伊特主义者（Freudians），精神病者（Psychopaths）与苛刻的审美学者（Hyperaesthetes）等极端的绝望。只有像华尔·惠特曼那种健强的心理，没有受过科学精神之苦，他们是和生活本身，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保持密切接触，只有他们对平民保留着无量的爱和忠诚的。我很有趣地指出新英格兰文化之花是很接近中国的文化；惠特曼在他的神秘主义与他对这血与肉的人道主义的爱，托鲁（Thoreau）在他的和平主义与他的乡村理想，以及埃默生（Emerson）在他那洞察与讽刺的智慧。那枝花不会再开花了，因为工业主义的精神已经摧残了它。
我们对于人性的观念已经被曲解被贬抑了。其基础已被打出宇宙以外了。这机构不能再支持了；其中有一部分必须打破。从这些零乱片断的现代知识中，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而东方与西方必须合作来建造它。
林语堂　原载1946 年6 月30 日《宇宙风》第14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