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志

——评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骆玉明先生的新著《世说新语精读》，既是一本适合大学文科学生阅读的教材，也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和一般经典导读类著作不同，该书以特定文本为对 象，精讲细读，探幽发微，同时又能跳出文本之外，腾挪于历史文化之域与哲理人生之境，视野大开大阖，识见层转层深，是了解《世说新语》与魏晋人文的一部很 好的入门书。

总体上看，《世说新语精读》涉及了魏晋世风的方方面面，头三讲“皇权与士权”、“英雄与名士”、“名教与自然”好比“本体论”，将其时风气之成因做了政治 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的总括；接下来又以《庄子》“逍遥”义与自由的困境、情与兴、药及酒、自然的发现、清谈风习、幽默与谐趣为题，复将所谓“魏晋风度”以 极细微又极显豁的方式一一勾勒；最后几讲谈士族婚姻与家庭、雅量、女性风采以及艺术与游戏等话题，也都是《世说》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十几万字的篇幅 里，做如此大块面的鸟瞰式观照，非要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不可。

通观全书，作者在整合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在书名问题上，余嘉锡先生以为刘义庆乃采用刘向《世说》体例，“托始 汉初，以与向书相续”，作者却谓余氏不免“推衍有过”，提出“所谓‘新书’，主要应该从书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貌与趣味之‘新’来理解”的观点。又如在谈到 刘伶《酒德颂》时，陈寅恪先生说刘伶的好酒实是“不与司马氏合作之表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作者也不认同，认为“这一点证据终究显得太薄 弱，也许这仅仅是酒徒与世俗规则的冲突而已”。再如关于清谈与清议之关系，历来学者如唐长孺、陈寅恪皆以为“清谈乃清议之转化”，对此作者却说:“一种如 此重要而持久的社会文化现象，自有它自身的发生理由与演化过程，主要从消极和被动的意义上去解释它的发生原因，恐怕是不合适的。在魏晋这样一个思想解放、 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追求思辨的力量，享受语言的快乐，驰骋才华，较量智慧，难道不是比逃避政治压迫更重要的原由吗？”揆诸事实情理，这样的“破中有立” 实来自慎思明辨，得来不易。

向来谈魏晋思潮而能达到哲学高度者鲜矣，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不对等”状况长期存在，而作者似乎是个例外，文史哲方面的广泛涉猎使其善于将形下问题作 形上处理。比如谈到《世说》的门类设定，许多学者殚精竭虑而未得胜解，作者却提挈出“价值递减”四字，遂将此问题一语道破。再如谈到“名教”时，多数学者 常用归纳或演绎之法敷衍开去，作者却“望文生义”，干脆以“立名为教”目之，指出:“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世界，事物的名称代表了人赋予事 物的内在关系，而正是那些具有命名与阐释名义之权力的人设定了世界的秩序。”紧接着他又说:“‘名’的世界确立以后，它被理解为就是真实世界本身，然而 ‘名’与‘实’并不等同，后者的运转并不按命名的理念进行。这种矛盾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激化，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概念体系完全浮离于真实世界之 外，便会面临大崩溃。”在谈到“自由”问题时，作者拈出“虚无”、“狂欢”、“困境”诸词，将魏晋士人面临的问题普适化、存在化，末了他说:“但自由是个 难题，人一旦将自由视为必要的价值，一旦以热情想象自由，就把自己放在了困境中:他会发现自由是不可能的。而愈是自由意志强烈的人，愈容易感受到不自由的 痛苦。”在妙解文本和点化人生方面，骆氏的功夫常常让人想起武侠小说中“兰花拂穴手”，轻描淡写常胜过机关算尽。

笔者研读《世说》多年，又有幸忝列骆门，得聆亲炙。此书的写作和出版，把那些转瞬即逝的思想火花，编织成了伸卷自如的文字。读此书的感觉和听课颇为相类，作者常常会带你开开小差，转回来却发现，刚才悬置的问题，要么已经解决，要么不必再解决。

文：留白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