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1)
五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书林逸话》,刊在1942 年上海《古今》杂志上,1957 年张静庐编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又把它收入重印。《逸话》中概述了当时书业之盛衰变化,图书之流通聚散,书商之收集经营,藏书家之交递起伏,以及专家学者对图书价值观的衍变等等。转瞬之间不觉半个世纪过去,检视回顾这数十年间,图书的出版流通,其发展情况,今昔大异,营运经过,曲折复杂,有非片言小记所能尽者。当前事实,将俟将来学士文人或图书专家执笔记述,以存一代信史。
我和书打交道已五十余年,平生与书的关系,可以说盛衰相伴,荣辱与共,在任何环境中,没有离开过它。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又亲眼抛弃它,亲手焚毁它,悲伤痛惜之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描绘。现在就我的志趣,写成随笔,从时间环境分成两段,谈藏书、抄书、读书三者,是解放以前的事情。谈焚书、买书、换书三者,是文化革命以后的情况,概略叙述,聊抒胸怀。
关于藏书的内容,过去与现在大不相同,过去大皆注重旧刻,如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及孤本秘籍,价值甚高,书业人员把这些书称为“善本”。其他一般书籍,如近现代人的诗文集及笔记小说等,书商称为“用功的书”。善本书现在已不多见,偶尔出现,则归公家图书馆收藏,个人无力购存。在使用价值上亦不需要。现今所谓收藏,是指普通一般的新旧书籍,因此对于藏书的内容与性质,已根本改变,由过去的摩挲观赏,变为现在的参考使用,这是文化学术的发展进步,书由古董变为资料,由欣赏变为实用。
藏书 过去藏书家,有高低层次的分野,高级藏书家其本身即代表文化学术,学者倾注毕生精力寝馈于此。清乾嘉时学者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榜眼)沉研经史,其(北江诗话》卷三论藏书家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听、戴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弨、翁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范氏之天一阁,吴氏之瓶花斋,徐氏之传世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黄丕烈、鲍廷博诸人是也。”洪氏将藏书家分为四类,加以论评,概括区分,在清朝中叶,这些人确实代表了一部分学术思想。
藏书家中有的是兴趣所在,为了进行研究;有的则类于玩弄古董,流为书痴,常见藏书中许多闲章,如“子子孙孙永宝之”之类。这些人确实是嗜书如命,希望永远保存家中,世人又目之为书愚,痴者主观爱好,愚者为书所迷。清人陈金诏自号古愚者,著有《观我心室杂著》(咸丰八年刻本),其《笔谈》中云:“《读书敏求记》载:赵清常殁后,子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据《藏书家考略》赵琦美字元度,号清常道人,官刑部郎中,好藏书,尝假借善本抄写网罗而校雠之。钱谦益称为近古所未有。)赵氏嗜书,死后子孙卖书,犹在山中痛哭;《敏求记》作者对鬼说话,讥其所见不达,然而嗜书如命者确有鬼哭精神,因为有不解的情结,遂有心理上的幻觉,似迷信而非迷信。《笔谈》又云:“纪文达公常语董曲江曰,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倘图书器玩,散落人间,使鉴赏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故我书无印记,砚无识铭,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不复问为谁家物,何能刻号题名为后人作记哉,所见尤洒脱也。”
话虽如此,实际不然,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研究参考的需要,节衣缩食,不断买书。五十年来我亦未能例外,为了买书,以致生活困难,决不后悔。现在已是垂暮之年,火已烧到眉毛,每见好书,仍眼馋手痒,积习难改,永不自觉。
谢兴尧 1995 年4 月24 日